城镇化战略既是当前我国拉动内需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党的十八大提出“新型城镇化”战略，强调城镇化内在质量的全面提升，也就是要抛弃过去那种粗放式用地和用能，推动城镇化由偏重数量规模增加向注重质量内涵提升转变。但事实上，由于我国的政绩考核体制和经济减速下的地方发展愿望强烈，很容易使得新型城镇化重走老路，新型城镇化也就容易陷入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产业机构调整和资源环境恶化的陷阱。
一、中国城镇化发展可能面临的陷阱
1.房地产泡沫陷阱
房地产泡沫可理解为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这种价格的上涨使人们产生价格会进一步上涨的预期，并不断吸引新的买者随着价格的不断上涨与投机资本的持续增加，房地产的价格远远高于与之对应的实体价格，由此导致房地产泡沫。人们常用租价比、房价收入比等指标来衡量房地产泡沫。
租价比是不动产投资收益最为敏感的判断指标，也是衡量不动产市场健康程度的重要参考。一套房子的租价比=出租价格(一年)/房价(不含装修与税费)。如果这个比值低于4.5%，则说明该地区的房价存在泡沫；如果该比值高于5.5%，则该住房尚存在升值空间。2010年3月，国土部公布了一系列数据报告中，首次公布了“租价比”指标。报告数据显示从2005年到2009年，北京居住物业租价比分别为6.42%、6.11%、4.83%、4.59%、3.81%，另外5个典型城市租价比走势大体相同。说明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的住宅市场已经出现了严重泡沫。
房价收入比是房地产价格与居民平均家庭年收入的比值，反映了居民家庭对住房的支付能力，用于判断居民住房消费需求的可持续性。这里房价收入比=城镇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根据联合国对1998年世界96个国家的统计，房价收入比在0.8—30之间，平均值为8.4倍，中位数为6.4倍。发达国家普遍在3—6倍区间，发展中国家普遍在5—8倍区间，如果超过8倍，则被视为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国家。中国房价收入比从1995年开始均处在6以上，特别是2003年以后出现上升突破6的界限，上升到7以上，近两年更是突破8的警戒线，一线城市这一数据就更高。表明中国房地产价格确实存在泡沫化趋向，已经超过居民实际支付能力。虽然有人说在我国城镇部分居民中存在大量的灰色和隐形收入，但它基本上只涉及占城镇居民15%左右的高收入人群。
2012年11月十八大将城镇化作为新一届政府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后，改变了人们的心理预期，因此即使是在严厉调控下房地产市场仍然出现爆发式增长，尤其是一些人口密集的一线城市。截至2013年9月，百城住宅均价自2012年6月止跌后，已经连续16个月环比上涨。虽然城镇化发展导致的人口流动产生对房地产市场的巨大需求，但是在中国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没有建立、房地产税收机制还没有对房地产投资产生调节的作用下，一家多套住房的情况极为普遍。如果认识不到房地产存量市场和房地产的区域差异，只看全国范围的潜在需求，盲目造城，则新型城镇化会陷入房地产泡沫的陷阱之中。
2.地方政府债务陷阱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系统性风险之一，国务院已就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委托审计署进行全面摸底，但至今具体数据仍然没有公布。因此，就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而言，目前各方有着不同的估计。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表示到2012年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9.3万亿元，如果加上通过债券、信托等渠道融资的债务规模，这一比例会更高。中国财政部原部长项怀诚在2013年4月称地方政府债务或超过20万亿元。
国外研究机构也发布了相应的研究报告：摩根大通称截至2012年底，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略高于14万亿元；高盛的报告估计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总额为15万亿元；里昂证券则认为高达18万亿元。而最近清华的报告则从各方获取的公开统计数据认为我国地方债务余额在19.41万亿，一年利息近万亿。而债务整体的杠杆率也从2007年金融危机前的158.7%上升到2012年底的211.4%。
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还没有得到有效化解，新一轮城镇化又开始推进，必然带来公共投资的大幅度上升，而这部分投资大都是由地方政府来承担的。据财政部财科所的研究显示，城镇化率每提升1个百分点，地方政府公共投资需求将增加5.9个百分点，并认为“十二五”时期因工业化和城镇化带来的地方政府公共投资规模将在30万亿左右。而除了基础设施投资之外，被转化为市民的农民工再教育、医疗卫生以及养老等公共服务也要相继跟进，这部分的政府投入也非常巨大。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2）》的测算，农民市民化所需的人均公共支出至少10万元。按照2015年市民化率达到54%的目标，则有近2亿农民“市民化”，所需的公共支出累计将达20万亿左右，这些公共投入也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面对城镇化新增的巨量公共投入，地方政府的可用财力增长能力却是相对有限的。
新型城镇化如果不能很好处理前期地方债务风险，不能为地方政府开辟很好的融资渠道，硬化地方政府预算约束，地方政府的债务将成为新型城镇化的又一陷阱。
3.产业支撑陷阱
城市与产业相辅相成，没有产业支撑的城市将没有生机，也不可持续，没有城市依托的产业将是无本之木，这早已被全球城镇化的历程所证实。李克强总理也明确指出，城镇化要有产业作支撑，实现产城结合。进城的农民有就业能创业，生活就会安稳，城镇化就能走得更扎实。但当前我国产能过剩成为压在产业发展头上的一座大山，产业的空心化和城市产业发展的单一性都对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形成威胁。
首先是产能过剩为我国产业发展带来压力。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3年对3545家企业的调查，71%的企业认为目前产能过剩“非常严重”或“比较严重”。截至目前，企业设备利用率仅72%，比2012年低0.7个百分点。同时，产能过剩呈现行业面广、绝对过剩程度高等特点。由于地方保护和缺乏有效退出机制，过剩产能调整进展缓慢。67.7%的企业认为，要消化目前的过剩产能，至少需要“3年以上”的时间。
其次是产业空心化的风险。当前，推动中国城镇化的产业基础已经发生变化，依靠人口红利、土地成本、能源成本和环境成本形成的所谓“投资成本洼地”效应，逐步减弱，在全球产业链中“低要素成本”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尤其是劳动力供给越过“刘易斯拐点”带来工资水平的不断上升，这对尚处于全球产业分工较低端的中国产业发展面临极大挑战。从全球来看，自2008世界金融危机后，第四次产业转移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美国开始重新意识到制造业的重要性，提出“制造业复兴计划”，全球产业分工有向西方发达国家回归的倾向。中国企业联合会的研究报告也表明，中国制造业正遭遇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空心化”困局。这种“空心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低端制造企业为寻求生存空间被迫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导致本土的就业机会减少和制造业发展速度放慢；二是制造业产业自身缺乏核心技术，形成对跨国公司的技术依赖，其后果是国际贸易条件恶化，技术上受制于人，导致盈利空间难以提升，产业升级也困难重重。
再次，很多城市产业发展的单一性对其发展带来威胁。美国底特律市曾经是闻名世界的汽车之城，曾经的汽车产业支撑起一座国际知名的城市，但是由于不注重产业的多元化发展，随着汽车产业衰败带来的产业空心化而导致人口的外迁，从上个世界50年代180万人口的城市锐减一半以上，仅剩70万人口。底特律的例子告诉我们城市的发展不但需要产业的支撑，还不能把产业的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要注重多元化的产业发展。
以上这些风险如果不能在新型城镇化发展中引起足够重视，造出的新城没有多元化的产业支撑，城镇化就会跌入产业支撑的陷阱。
4.资源不足和环境恶化的陷阱
历经30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的城镇化已经面临人口、资源、环境、社会的巨大压力，尤其是各种资源集中的大城市，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的恶化，即人口与资源、环境不协调性逐渐加大。我国当前新型城镇化如果不注意中小城镇的发展，继续实施大城市摊大饼式地往外扩张，继续粗放型发展，必将加剧人口发展与资源供给不足及环境的恶化。
在城镇化不断推进和人口压力不断增大的条件下，社会自然资源供给总量已接近潜在的最大值。一些自然资源已成为城镇化进程中的瓶颈问题。从最基本的耕地资源和水资源来看，随着城镇化推进，可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另一方面随着农村人口的迁移，大量农村可耕种土地抛荒，这些都影响着粮食供给的安全。而水资源方面，我国现有的660多个城市中，己有400多个城市供水不足，其中严重缺水的城市有108座。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水资源的短缺更加严重。
环境的污染也是快速城镇化过程中不容回避的现实，首先是垃圾污染，我国大部分地区都未实现垃圾有效分类和回收，对城市环境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占用土地过多，影响大气质量及城市景观，污染水体，垃圾堆成为有害生物传染疫病的巢穴，如果城镇化加快过程中没有足够重视，今后因垃圾污染引发的社会问题将持续增加。其次是空气污染，随着城镇化推进城市人口迅速增加，生活耗能产生的有害气体和机动车尾气已成为主要污染源，据研究城市大气污染60%-70%源于机动车尾气排放，2013年以来中东部人口密集的城市带严重的雾霾天气已经严重影响人们的健康。再次是水体的污染，城镇化过程中产业的发展和生活污水的增加，这对大部分严重缺水的城市来说，继续推进的城镇化是严重挑战。另外，还有噪声污染和电磁辐射污染等，都是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值得关注的风险。如果不引起足够重视，资源的不足和环境的污染将会成为新型城镇化的又一陷阱。
二、应对城镇化发展面临陷阱的对策
针对以上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可能面临的陷阱，建议采取以下应对措施：
1.引导资金更多流向实体经济和民生事业，盘活存量房，多建廉租房
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不是造城运动，资金应该更多投入到民生事业，提高基本公共服务能力，要让为当地城镇化做出贡献的劳动者（包括农民工）享受到经济发展成果，比如按照对城市的贡献程度，而不是户籍，公平地享受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保障。
另一方面应该引导资金更多流向实体经济，流向能够解决绝大多数人就业的中小企业，尤其是大力支持城镇居民创业。
而解决新入城居民的居住问题应该更多盘活市场的存量房，利用市场机制弱化房地产的投资功能，防止房地产泡沫的膨胀；加快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缓解大城市由于土地供应不足导致的房价畸高现象；多建只有使用权而无产权的廉租房，实现居者有其所的目标。
2.平衡地方财权与事权，拓宽地方融资渠道，建立并完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体系
要严防城镇化过程中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恶化，必须平衡地方的财权与事权，拓宽地方政府融资渠道，建立并完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体系。
首先，要想彻底扭转地方恣意举债的无序状态，必须重新划分与调配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财权，使地方政府相应的财权来有效保障事权，使二者相匹配。针对当前融资平台问题要规范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行为，对地方融资平台重新定位、加快重组，界定融资平台的范围，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做实融资平台的资本金，限制其负债率。
其次，要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进入市场化融资。这样既可以通过市场的力量约束政府的投资行为，也可以防止地方政府盲目举债的道德风险。
再就是建立并完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体系，这将是一道有力的“防火墙”。这道“防火墙”可以通过对负债率、债务率和偿债率等指标的控制，对政府性债务的规模、结构和安全性进行动态监测和评估，加强债务风险管理。
3.夯实产业发展基础，立足特色产业多元化发展
地方政府在推进当地城镇化过程中应该意识到产业是立城之本，坚持工业化推动城镇化，城镇化促进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良好协同。
首先应该夯实产业发展基础，根据自身特点和发展条件充分挖掘比较优势，侧重于一些优势特色产业，进行错位发展，切实改变产业雷同、项目重复、效益低下、资源浪费的状况。从根本上增强城镇的内聚力和辐射力。
其次要加强对各级工业园区特别是城镇的工业聚集区的分层分类别指导扶持。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构建项目落户、企业集中、产业聚集的平台。
再次要根据当前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在加强对传统产业升级的过程中，根据新型城镇化对节能、环保和面向服务型消费特点确立适合自身的产业发展方向，尤其重视服务业的发展。同时，要注意区域内在产业发展上的互补性，避免恶性竞争。国家在产业发展的审批上也应充分考虑到区域的平衡和互补。
最后，就是要注重产业发展的多元化思路，不能依靠一个产业来支撑一个城市。
4.新型城镇化应该立足于中小城市的发展
为寻求资源、环境、人口协调发展，应该立足于中小城市，这也正是我国提出不同于西方城市化概念之处。中小城市发展可以以县城或者乡镇为中心，他们具有资源相对富足、环境相对优良的优势和特点，中小城市走新型城镇化道路，节约集约利用资源，必将有力地推进城市经济低碳发展、绿色发展，对于建设“两型”社会具有重大意义。未来，应该加强改革，逐渐改变大城市资源集中的状况，强化中小城市产业功能，增强小城镇公共服务和居住功能，推进大中小城市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和网络化发展，使得中小城市成为未来我国提升城市化质量、推进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主要战场，促进我国城镇化进程中资源、环境、人口的协调发展。（作者：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 邹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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